[台灣戰後第一代建築展] 之8 國立科學教育館, 1959－Yang En-Ta的部落格

徐明松圖文

盧偉民在父親逝世十二週年寫了一篇紀念父親盧毓駿的文章，提到父親生平：「據我父親說，盧家的祖先，原籍河南，在五胡亂華時，南遷福建。...我的祖父在福州開書店，自己可以印書，本來還是小康之家。可是，不幸，家中數次失火，把書板及書都燒去，因此，家中一貧如洗。...父親原有九位兄弟姊妹，當時醫藥衛生不良，幾位兄弟相繼逝世，只剩下，我的大姑媽、我的叔叔和我父親三位。據父親說，原先，家中還常年僱有風水先生，為看祖墓風水之用，但家中不斷有死亡，家人氣了到祖墳，把墓碑推倒，這樣，家中的死亡，才停止。風水先生也被解僱了。....祖父教管父親甚嚴，父親從小在家把四書念得很熟，這是他以後能善於寫作的最大原因」。

盧毓駿1904年生於福建省福州市，1916年入福州高級高級工業專科學校，以優異成績畢業，1920年獲得勤工儉學的獎學金，赴法國進入巴黎國立公共工程大學就讀，1925年在巴黎大學都市計劃學院當研究員。那個中國仍然落後、未現代化的年代，靠努力，最後能取得獎學金出國留學，不能不說是異數，相信也有驚人的意志力。1929年回國，在政界、學界、業界發展，1936年獲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延攬，任考試院專員，協助建立專門技術人員考試制度，及負責南京考試院工程的規劃工作。1949年隨國民政府來台，繼續擔任考試院在木柵新址規劃設計，這也是後來盧毓駿經常性擔任台灣建築師考試典試委員的淵源。1958年率團出席聯合國召開之「亞洲及遠東都市化及工業化區域計劃研討會」，1961年創辦文化學院建築及都市設計系。

盧毓駿做為台灣光復初期的重要建築師，是中國最早引介現代建築觀念的開拓者之一。我們千萬不能忘了，盧毓駿至巴黎就學，從1920至1929年整整十年，不僅是柯比意在巴黎最活躍的年代，也是歐洲前衛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在巴黎，當時適值柯比意的理性主義時期，各式新式建築語言與都市規劃觀念不斷推陳出新，幾乎是一個革命的年代。由此，我們或許無需驚訝，為甚麼盧毓駿對都市會那麼關心，像回中國後沒幾年，即1934年，在上海《中國建築》雜誌上連載〈實用簡要城市計劃學〉， 1935年又翻譯自己心儀建築師的著作，即柯比意的《明日之城市》、1971年再譯Kevin Lynch《敷地計劃學》，更別說他在六○年代初像《建築雙月刊》或《建築與計劃》上所寫關於都是論述方面的文章。除此之外，同時在1961年也協助張其昀校長創辦文化學院建築及都市設計系，設立的名稱是台灣最早想把都市設計概念引進建築的科系。盧毓駿深知建築的現代化，關鍵需有一套新的都市觀念，所謂綱舉目張，假設整座城市沒能打理好現代化的下層結構，建築語言的革新將顯得毫無用處，就像人的五脈都沒通，穿載個Girgio Armani的衣服又有何意義？這也是我們今天回頭檢視盧毓駿一生的特殊意義，只是限於篇幅有限，無法在此深入論題。

國立科學教育館座落的南海學園，在台北歷史的發展上，是一經緯交錯的複雜紋理。據文獻記載南海路一帶原為平埔族龍原社社址，由漢人於清朝時入墾，而後日本政府在 1900年開闢了城南幹道（今南海路），旋設立台北苗圃（今植物園）、台灣總督府中學校（1908，今建國中學）、零售市場（1914，今南門市場）、台灣教育會館（1931，今美國文化中心）、台北女子高等學院（1931，今國語實小址）；其後國民政府所規劃建設的國立科學教育館（1954開始構思，建築仿照北京天壇形象，現已搬到士林）、國立歷史博物館（1955，日治時代原為商品陳列館）、國立台灣藝術館（1957）、國立教育資料館（1960，昔日建功神舍址，未來的國家人權紀念館）、國立教育廣播電台（1960），仍然繼續豐富這塊區域的內涵，使其成為不折不扣的南海學園。明顯地，國民政府繼日本殖民政府，在五○年代開始，持續在這個總統府特區的南邊遂行其所謂統治的合法性，先是天壇般造型的國立科學教育館，後是國立台灣藝術館、國立教育資料館與國立教育廣播電台，都是在形塑其大中國統治的合法性，因此這一系列建築自然只是國民政府意識形態的符號化，其實也成為日後六○年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先期實驗。

↗ 國立科學教育館 - 日據植物園內的建功神社

↗ 國立科學教育館 - 屋頂出簷

1959 年的國立科學教育館是盧毓駿在台灣的第一件建築大工程，也是台灣戰後現代建築第一棟被指定為古蹟的建築。「這是張其昀先生當教育部長時，他邀我父親為他設計的。他原先的設計，用一(個)三叉形的平面，而在三翼交叉點建一圓形基層，然後在上建二層宮殿形建築，當時的外形有些像天壇，引起一些大陸遷台的同胞，無窮的鄉思。也許，我父親也有此用意。這建築雖有傳統的外型，但內部卻有現代的造型，如大廳內有螺旋飛梯，及底層內藏星象等科學設備和展覽，內外成很大的對比」。

↗ 國立科學教育館 - 出簷斗拱細部

↗ 國立科學教育館 - 東南側圓形天井

首先是嫻熟規劃的盧毓駿終於有了建築實驗的機會，即便他在巴黎國立公共工程大學讀的顯然是偏向規劃，不過在那偉大的時代，像柯比意般的建築師總是文武全才，多方嘗試各種事務，我想盧毓駿也應該受此影響，更何況他在1953年還寫了《現代建築》一書。從盧偉民這段原始設計的引述，似乎無法理解甚麼叫「三叉形的平面」，如果對照1966年8月建築雙月刊盧毓駿自己的描述：「本建築原設計為七層樓，有三翼長方形的平頂式的展覽廳及講堂.....」。結論，筆者猜測是底座的處理方式些有不同，原始設計可能是如圖1般，將三個矩形體內角對內角環繞成一個向心形的三翼平面，內部會得到一個三角形，其上再座落一個天壇式的圓形量體，如此一來，才有所謂「三翼長方形的平頂式」及「終因指定的地區太小，而不得不予以取消，重新修改原設計.....」這兩句話，前者當然是為了獲得機能使用較佳的矩形空間，只是矩形跟矩形的銜接外圍如何收就不得而知，也不是沒有可能是像文化大學大典館以戶外圓樓梯作收；後者則顯示，尤其是對照實現後平面，就知道何謂「指定的地區太小」，因為上方如圓形量體一定，六邊形的現有平面可以不過度外推四層樓底座的邊界，但原始設計則否。

↗ 國立科學教育館 - 現況，二樓螺旋梯接斜坡

↗ 國立科學教育館 - 現況，三樓北側樓梯

其次是在六邊形的平面上盧毓駿又間歇性地在三邊上設計了一個外凸的小三角量體，形成他所謂的「九角大廈」，強化了底層堅實與「防禦」的效果。當然這棟建築最有趣的還是它內部空間的現代性，譬如說二到三樓間的螺旋梯與圓形斜坡所產生的律動感，讓人才真正聯想到現代科學教育，而這形式的引用當然是受到柯比意的影響，尤其是薩瓦別墅裡的語言參涉絕無疑問，只是薩瓦別墅裡的螺旋梯與斜坡仍然較為巧妙，也就是說它們不只佔據空間成為雕塑，而且還形塑空間，成為空間組織的重要元素，但科學教育館則較為單薄，且缺乏空間深度。另外就是出現在五、六、七樓的斜坡式外廊，它們從正後方兩側，環繞圓形量體，一路挺進往上一樓至正前方而止，搭配上花隔窗外牆遠眺周圍美景，雖不是萊特古根漢螺旋形的參觀動線，但別出心裁的光影律動，也讓景致瀏覽別有一番風味。

↗ 國立科學教育館 - 現況，五-六樓的室內斜坡式外廊

↗ 國立科學教育館 - 現況，六-七樓半戶外斜坡式外廊

↗ 國立科學教育館 - 現況，八樓外牆窗戶光影

↗ 國立科學教育館 - 現況，斜側面全景

↗ 國立科學教育館 - 現況，正面仰視

過去對盧毓駿的評價，一直既定地認為他是復古形式的代表人物，風格歸納於保守的歷史主義一派，就像1962年4月創刊的《建築雙月刊》，在前幾期都有些針對傳統與現代的討論，看來不無針對當時流行的歷史主義的反省與批判。但我們回顧歷史，在國共內戰的緊繃時代，威權的國府藉由意識形態來強調正統與鞏固民心，幾乎是其存活的唯一手段，此時政治烏雲蔽日，毫無權力的創作者只能退出或妥協，後者當然還可細分為完全妥協，來服務當權者，及偽裝妥協，試圖找到一些仍可以表達的空間。我們在國立科學教育館讀到的是一種精神分裂的「面具性」，就屬於偽裝妥協的一種，這是十九世紀末歐洲在時代轉型或二十世紀初威權體制下，經常出現的語言操作模式，像維也納的Otto Wagner及義大利的Giuseppe Terragni都有類似的作品。最後，除了他著作或國立科學教育館所具有的現代性外，我們可以再提出他早年在交大博愛校區留下的作品作為證明，也提出歷史與創作的複雜性。像目前為環境工程研究所(實驗一館) 所使用的大樓，就是一棟在遮陽、內庭與材料處理別出心裁的現代建築，誰說盧毓駿不懂現代建築？或許他的建築沒有張肇康的細膩、也沒有王大閎抽象轉化傳統的能力，但不可忽略的是他作品的「面具性」與對建築文化舉足輕重的影響力。